糖果小偷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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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我們一群人玩捉迷藏玩得很開心,等我回到關人質的圈圈時,C正在大哭,A和B則站在一旁,稍稍閃躲著我的目光。
C認為A和B偷吃了他的糖果,那些糖果是他今天的晚餐(今天,小孩們得到一筆可以自由運用的餐費,並且能夠自己決定晚餐內容。),我詢問他們,B說他只吃了一顆,A則默默不語。
C好生氣,緊緊盯著AB的眼神是憤怒的,甚至是忿恨的,他真的很生氣,咬著牙,情緒化為言語一字一句緩緩地吐出,他譴責A和B是小偷,他說事情只有一個解決辦法,如果不賠他糖果,那就要告訴他們的家長。
小孩們漸漸聚攏過來,A開始小聲地啜泣,我請伙伴照看著其他小孩,我則帶著三人移動到一個比較舒服的地方。
我輕輕撫摸C和A的背,像是安慰一隻受傷的小動物,用無聲的行動安撫他們的情緒。
「你們為什麼要吃C的糖果呢?」雖然我這麼問,但其實我並不期待會得到答案。
「我剛剛有想要問C啊,可是他沒有理我就跑掉了。」B這麼說,而A則是繼續沉默。
「你的意思是妳有想要問C可不可以吃他的糖果,但是他沒有理你就跑掉了?」我向B確認我剛剛聽到的意思,B點點頭。
「然後你就把他的糖果吃掉了?為什麼?」我訝異。
「......」B陷入了沉默。
然後我們開始慢慢釐清剛剛發生了什麼事,慢慢重建現場。過程中,雙方劍拔弩張的情緒會不斷來往交錯,這時候就需要居中擔任緩衝情緒的角色,而他們的情緒也得以發洩。
C有自己一套面對這類事情的處理模式,他是個口齒伶俐的孩子,擅長以理示人,會試著將情況導往他希望的方向去。
他很急著把事情快點解決,他很希望能夠馬上得到一個結果。
「我不想知道這件事情。」
「是,但是這件事情和那件事情沒有關係,偷東西就是不對。」
「那是他自己要那樣想的,和我無關。」
「即使是這樣,也不能偷東西呀。」
「沒有其他方法,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個辦法,就是賠我,如果不這麼做,那就要告訴他們家長。」
A和B也有自己一套面對這類事情的處理模式。B在過程中側著身子,不直視我們,以一種冷淡的面孔示人,A則是背對著我們,沉默不語,用無言對抗一切。
在某一瞬間我理解到,每個孩子都帶著從出生以來所經歷過的人生及經驗來到這裡,那是將近十年的重量,是一個人的一生。
我必須非常小心,有時候我的確感覺像是在與孩子對抗拉鋸。
我必須非常小心,不斷提醒自己:我不是在對抗這個人;而他背後背負著的那些東西,是他從出生到現在所經歷過的一切,是期待、祝福、詛咒或是承諾,是他的一生,是這個人又不是這個人。
我必須小心,像是捧著精細的瓷器,或是推阻一顆裝滿水的大氣球往山坡下滾去,不能太用力以至於弄碎,也不能太小力,以至於被吞沒。
我必須小心,浸在情緒的暴風雨中前進,小心失溫,小心迷途。
過程中,我向小孩放出各種訊息:
「我只是希望你們能夠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。」
「可是我不想也不會強迫他們呢。」
「是,我們現在就是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。」
「我們一起來想辦法。」
「剛剛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,你有什麼感覺?在想些什麼?」
重建現場,指的並不(只)是還原客觀事實。在爭執裡,參雜了各種情緒和念頭,很少會有所謂的「客觀事實」,因此需要重建的,其實是所有當事人都同意的現場,這包括了剛剛發生了什麼事,還有讓彼此理解,剛剛發生事情的時候,大家心裡其實在想些什麼;即使這意味著某些小孩,比較容易在這個時候取得優勢,但也沒有關係,因為我們建立的,是所有當事人都同意的事實,這樣當事人也才會比較甘心地面對它。不過前提是,需要先有一個讓小孩感到足夠舒服的環境,一個能夠放鬆地、壓力比較小地將自己的不舒服展現給他人的地方。
漸漸地,B一點一點慢慢轉過身來,面對我們。
漸漸地,故事被慢慢被拼湊出來,這個故事是關於玩捉迷藏的時候,C被鬼抓到了卻沒有待圈圈內等別人來救,A和B雖然沒有參與遊戲,但是A覺得不可以這樣,於是也追了上去,想要把C抓回來,就這樣上演了一場你追我跑,此時大致上都還在玩鬧的範圍內(「我記得那個時候你們臉上都還是笑著的喔。」我提醒他們),後來C拿了一根竹子揮舞,嘗試讓A不要再靠近,A害怕被打到,於是也拿一根竹子揮回去,害怕和恐懼在兩個人之間悄悄的作用著,在互相揮舞一番之後,A決定放棄就先離開了,C則是在遊蕩一陣之後,被我抱怨了幾句,才願意回到圈圈內當人質,但是一回到圈圈,就發現自己的糖果被吃了。
我突然靈光一閃,問B:「你是因為C不遵守規則而感到有點生氣,所以才吃掉C的糖果的嗎?」
B停頓一下,緩緩地點點頭。我也向A確認了一次,除了不守規則外,之前發生的小小衝突也是原因之一。
向C轉達了他們的想法後,我問B:
「既然如此,那你希望怎麼樣做?」
B想了一下,說:「我希望C以後玩遊戲的時候能夠遵守規則。」
我照著轉達,C有點著急,大聲地說:「我不要!如果他們不先答應,我就不答應。」
我說:「你不需要交換條件, 如果你不喜歡,你可以不用答應。」
C有點猶豫和遲疑,我給了他一點時間,正當我想要轉移話題先處理糖果的問題時,C點頭答應了!
其實我本來是沒有預期C會先讓步的,他的讓步著實讓我內心小小吃了一驚。
之後,B也答應要還給C糖果,但此時C堅持他被吃掉了七顆糖果,連種類和顏色都記得一清二楚,但B說他只吃了一顆,「A應該也只吃了一顆吧。」他說。A這段期間,大多沉默地背向我們,把頭埋在膝蓋裡不發一語。
「真是糟糕的狀況,在場的四個人大概都快到極限了吧,我該不該取個中間值,看C和B能不能接受還他四顆還五顆糖果呢?」
正當我內心默默地盤算著時,沉默的A說話了:
「他說的沒錯。」
「嗯?什麼?」因為在想事情加上A說得很小聲,所以我不得不向A再確認一次。
「他說的沒錯,被吃掉的(數目)就和他說的一樣。」A轉過身來看著我,用哭了很久的聲調緩緩地再向我說一次。
那一瞬間我好像愣了一下,但隨即接下去討論後續,既然大家都有了共識,那麼只剩下實務上要怎麼讓「賠償」這件事情能夠真正發生。
但同時,有一半的我還在震驚狀態,或許我從沒想過也沒期待A會如此坦率。「為什麼A要這樣做?這對他來說代表什麼?不想再繼續下去所以乾脆承認?還是他真的覺得這樣沒關係?」我忍不住一直想著這些問題。
在回營地的途中,我忍不住叫住A。
「雖然我很不喜歡用這個詞,我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,不過我還是想跟你說,我覺得你剛剛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。」
A沒有說什麼,默默地繼續走路。
後來,三個小孩聚在一起,討論要買什麼顏色、什麼種類的糖果還給C,事情大概就這麼告一段落了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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